作者：金达莱（拐卖受害者家属）
编辑：佐拉
最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轰轰烈烈”判处人贩子余华英死刑，被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个案子我没来得及仔细研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余华英卖掉的17名儿童都经过谁之手？这些人都到案了吗？从一审的12人到发回重审后的17人，还有没有“侦查遗漏”的被拐孩子？而在大众齐齐为死刑欢呼之余，我们有没有反思，是谁导致这“迟到的正义”？
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庭审现场（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供图）之所以心存这些疑虑，是因为我想起了23年前同样由贵州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的一桩拐卖儿童大案。当年，我在追查我被拐卖的弟弟的下落时，遇到了一些贵州寻亲家长，从而看到了这份判决书。涉案被拐幼儿41人（除1人外均为男孩），作案时间段为1997年11月到1999年12月；被告共24人，而判决书上写明“另案处理”的涉案人员高达20人，其中有几人涉及拐卖多个涉案儿童，还有未查明的人员至少5人（即被告“从他人处得到”某幼儿）。
综合受害家属提供的信息和判决书，可以发现：案发原因是，人贩陈其富开面包车在贵阳某农贸市场抢孩子，被周围群众当场逮住。法院也许据此认定他为首犯，他被查出共拐卖27个孩子，其余同案人则按照拐卖人数多少依次判处从高到低的刑罚。
陈其富等16人在一审后提起上诉，上诉理由多为“事实不清”，5位被判死刑的被告辩称自己“不是主犯”。然而，贵州省高院并没有依法将案件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重新审理认定“主犯”和“从犯”，而是在短短不到三个月时间内，没有开庭便仓促改判。最终，基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贵州省高院判决维持4人死刑，4人减为无期徒刑，另有3人从无期徒刑减为十五年有期徒刑。
据受害家属称，检察院当时在最后陈述中也指出，该案还有二十几名在逃人员，还有四十几名儿童未解救。显然，判决书中反复出现的“另案处理”人员，可能涉嫌主犯地位，依法应该缉拿归案或者网上通缉。这样的判决既对法律不尊重，也对涉案当事人不负责任，更谈不上公正。它直接导致主犯和重要人员逃脱法律制裁，继续从事拐卖儿童活动、危害社会。
这个案子的核心是曾经全国最大的人口贩卖中转站——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华美村。作为全国废旧电脑拆卸基地，那里污染严重，村民逃离后留下大量空置房屋，被人贩子圈地利用，集中安置许多从云贵川贩运过来的儿童，而后再销往潮汕本地或相邻的福建地区。1993年冬天，我顺着人贩子的信息一路追到这里时，这个人口贩卖网络已经初具规模。屋里有大约几十个孩子，有专人看管和送饭，还会定期放风。
距离这个基地800米左右就是镇派出所。如果不是陈其富案发，贵州一百多位家长集体到公安部上访，要求顺着线索彻查汕头地区人口贩卖网络，这个窝点还不会这么快被捣毁。但即使是公安部派人亲自下沉到地方调查，绝大多数主犯还是被地方公安及时通知保护起来。贵州省高院判决书中的“另案处理”就是这么来的。
我确信的一个例子是陈永木、陈林会夫妇，他们在贵州省高院判决书中的名字分别是陈德强和陈兴会。一个贵屿当地知情人曾告诉我，陈永木是当地地头蛇，1999年那次“严打”，陈永木两口子在名单里，他们收到镇派出所的一位副所长通知，逃到别村住了半年，成功躲过了抓捕。
陈林会老家在四川古蔺县，1987年左右被前男友骗到这里，卖给陈永木为妻。结成人口贩卖链条后，她跟另一位同乡都可悲地从被拐卖妇女变成了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在贵州省高院判决书里也可以看到，有7个被告都是古蔺人。
陈永木还有一个名字叫陈开杆，人贩子一般不少于三个名字。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2004年，余华英和她当时的丈夫王加文第一次被抓获归案时，就用“张芸”和“王伟”的假名，逃过了当地公检法的审查，最后也以这两个名字各自获刑8年。当时法院认定他们拐卖的儿童只有2人，远远不是今天“查明”的17人。
据贵州寻亲家长说，当年到案人员供述的被拐儿童，只解救出一部分，放在福利院里，让家属们自己去认领。案件一审和二审，涉案家属都没有被通知参与开庭，连二审判决书还是家属求助记者获得的。随着案件结案，“另案处理”人员追逃不了了之，没找到孩子的家长们继续上访维权无果，官方也没有给出明确说法。直到十几二十年后，有两位家长分别在汕头和福建找到了孩子，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被这个拐卖团伙拐卖的。
偷抢和运送孩子风险极大，一般真正的首犯都是躲在幕后的指使者。比如我所知道的因为拐卖妇女儿童被判刑的派出所所长，还有本案中的陈永木、陈林会夫妇，他们表面上是普通人，但在人口贩卖链条上起关键作用，介绍买家从中牟利，在官方的打击活动中通风报信转移阵地等，在整个贩卖活动中地位高收益大，风险小。陈其富拐卖27个儿童，被认定为首犯判死刑，而多次与其交接的“陈德强”夫妻却始终逍遥法外，经他们拐卖的儿童不会比27个少。因为涉案人员并未全部到案，无法查清他们究竟拐卖了多少孩子，能保证贵州省高院的判决不是错案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2010年）》，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共犯，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地位、作用，参与拐卖的人数、次数，以及分赃数额等，准确区分主从犯。对于组织、领导、指挥拐卖妇女、儿童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犯罪环节，或者积极参与实施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等犯罪行为，起主要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主犯。对于仅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信息或者相关证明文件，或者进行居间介绍，起辅助或者次要作用，没有获利或者获利较少的，一般可认定为从犯。
反观余华英的死刑判决，这17个孩子都交给了谁？值得深挖的都深挖了吗？拐卖犯罪被追究的原本就很少，逮住一个“小芝麻”，全民沸腾一片杀声，会不会反而是保护真正的人贩子头目“灭口”呢，让犯罪得以持续。就凭余华英夫妻是做不成儿童买卖的，他们并不是拐卖犯罪的主因。
我感到，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实践发展，打拐没有真正改进。余华英案所取得的进展，除了当事人杨妞花不懈努力之外，还得益于官方需要以此来平息民间舆论，仿佛杀掉一个余华英就可以掩盖官方系统性罪恶。把系统矛盾转移到个人头上是惯性，接下来可能会塑造杨妞花为民间打拐英雄，再号召大众崇拜。
只要官方想追究的就一定有办法，不会存在追诉期或者别的阻扰；不想追究的，无论当事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一个应有的结果。一路以来，我目睹了警方如何敷衍调查，做人贩子的保护伞，却拿我当眼中钉，甚至人贩子嚣张地对我说，公安都告诉我了，你还到北京上访，你也没啥本事，就算你告到中央我也不怕，再来烦我对你不客气。
其实只要司法机关稍微认真一点，尽职一点，抓住一个就彻查到底。1979年制定的刑法，已经对拐卖犯罪有约束，至今过去45年了，如果依然要靠被害者不懈努力才能进入司法程序，只能说法律形同虚设。在此刻重提2001年的大案，也是希望大家能一起来追问贵州省高院，20位嫌犯没有归案，如今打算怎么处理？
判处一个人贩子死刑，我不认为就是司法公正。只有进行司法改革，政法整顿，落实司法监督责任制度，才能看到希望。如果对司法人员没有任何有效监督，任由他们胡作非为，拐卖犯罪的土壤就无法被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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