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重点贩运新闻：国家、企业、黑帮：谁在榨取身体与自由？
当贩运成为多方构建的错杂迷宫，我们该从何处突出重围
整理/编写：V、屋鸦
编辑：米洛、屋鸦
本月重点：国家、企业、黑帮：谁在榨取身体与自由？
8月的新闻涉及了不同类型的人口贩运，从劳工贩运（强迫劳动）、性贩运到代孕中对卵子和子宫的贩运，从儿童到成人的身体被以不同的方式囚禁、控制、剥削和榨取，而从中渔利的却不仅是犯罪团伙。
8月12日，一则《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的深度报道引发了公众的讨论，9岁辍学的女孩陈玥在11岁那年数次遭受性侵，并逐渐升级为强迫卖淫，两年后，女孩两度被拐骗入卖淫团伙，期间多次暴力侵害她人。而诱骗陈玥这样的女童被性侵、进入卖淫团伙的中介人，也是与陈玥一样早年辍学、饱受虐待、忽视与霸凌、被卖淫团伙控制/诱骗的同龄女童。这则新闻让人们看到中国在与性贩运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与国际标准及实践的差异（小组随后发布的新闻评论会对此展开讨论，敬请关注）。在另一则对于儿童的拐卖新闻中，电影《失孤》的原型事件呼富吉、唐立霞拐卖儿童案近日进行公开二审，两名人贩在二审庭审中仍在互相推诿，避重就轻，对自己的行为并无悔意。
而近期被河南电视台记者暗访、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举报的“北方最大地下代孕实验室”，则把榨取女性卵子与子宫的丰厚利润，送进了企业的腰包。山东有两家正规注册的公司，表面以生物科技公司作为掩饰，背地里却将地下代孕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代孕一个孩子75万，想筛选性别就再多加20万，而本地三甲医院的医师受利益驱使，在地下实验室非法取卵、移植，赚取“飞刀”费。自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成功降生以来，代孕黑市已渐成规模，然而代孕长期在中国处在“法律不禁，政府不许”的暧昧状态，我国对于非法代孕的处罚除了有直接的行政处罚外，并没有直接针对代孕这一违法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而代孕从寻找孕母到胚胎移植，再到生育和“交付”新生儿，每个环节都潜藏巨大的伦理、法律、健康风险。
大部分“地下代孕”往往寻找黑诊所取卵，由于缺乏监督，存在消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操作不规范等风险。此外，取卵会在卵巢上留下创口，如果室内细菌超标，轻则引发生殖道感染、盆腔炎；重则感染乙肝、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甚至当场危及生命。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医生邹世恩介绍，正常女性在1个月经周期里，只有1个卵泡会发展成熟，而注射促排卵针，或者服用促排卵药物，会让其他已经停止生长的卵泡继续生长。“卵子黑市”往往和商业利益挂钩，以“掠夺式”的方式取大量卵子，往往会滥用促排卵药，取卵人很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卵巢囊性增大、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体液积聚于组织间隙，引起腹腔积液、胸腔积液，伴局部或全身水肿，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尽管支持者表示代孕技术为不孕伴侣的生育难题提供了技术手段，不应禁止，但更多的反对声音认为代孕将女性生育权作为商品出售，女性的身体成为生育机器，并承受对身心难以逆转的巨大伤害，由于阶层压迫，代孕者往往是社会边缘的贫困弱势女性，代孕本质上是对包括卵子和子宫在内的女性身体的贩运。
8月的其它几则新闻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贩运的受益方。8月13日，民政部发布《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草案的规定，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都不再需要户口簿，也取消了过去对登记的地域管辖的规定。此外，草案还新增了30天“离婚冷静期” 的相关内容。草案激起了网民巨大反响，有网友表达疑虑，此举是否加大了重婚、骗婚及妇女被拐卖的风险，也增加了给拐卖和收买被拐妇女行为定罪的难度？
民政部自2021年6月1日起，便在辽宁、山东、广东、重庆、四川、江苏等地开展内地居民结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程科、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认为，结婚与离婚登记取消户口簿的举措，意在简化结婚登记材料，还是取消结婚登记的地域限制，避免户籍管辖给流动就业者带来负担。“对于被拐妇女的婚姻登记的报告义务，应当下沉到基层的村委会、婚姻登记机构等部门。”
也许更值得政府反思的，是公众对于人口贩运和婚姻的恐惧。《反家暴法》实施八年以来，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家庭暴力问题依然严峻，相关部门信息不透明，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核发数量与我国家庭暴力的高发生率反差太大。包括纽约市立大学John Jay刑事司法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李柯、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贺欣在内的国内外学者，都在研究中揭示了中国的离婚法庭上，困在父权制与威权制度中的法官，如何大量忽略家庭暴力指控，并通过向离婚法庭中的女性施压，控制离婚率、侵犯妇女的基本权益。政府对离婚率、生育率的把控，是基于“家父主义”的对女性身体的另类控制，完成了汲取人口红利、降低劳动成本的目的，而女性在此间所遭受的剥削与伤害再度被隐形。正如“国际风险”的两则新闻报道的，中国政府和欧美政府，都在从充斥着强迫劳动和性暴力的远洋渔业中大量获利，而被称为“亚洲绑架之都”的菲律宾政府，也曾经对网络博彩、绑架勒索、人口贩运保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从离岸博彩业中分一杯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在这个庞大的，有政府、企业、犯罪团伙参与的贩运网络中，我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帮助遭遇贩运的个体突出重围。
新闻导览
1. 大案聚焦
当强迫卖淫的受害女孩成为施害者：被偷走的11岁女孩
8月，“正面连接”的一则《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的深度报道引发了公众的讨论，9岁辍学的女孩陈玥在11岁那年数次遭受性侵，并逐渐升级为强迫卖淫，两年后，女孩两度被拐骗入卖淫团伙，期间多次暴力侵害她人。这则报道让许多读者如鲠在喉，不少与陈玥有过相似处境的当事人意识到自己的遭遇并不是孤例，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小组随后发布的新闻评论将对此展开讨论，敬请关注。
电影《失孤》原型呼富吉、唐立霞拐卖儿童案二审开庭
8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上诉人呼富吉、唐立霞拐卖儿童一案，包括郭刚堂在内的多名被害人及其家属到庭参加诉讼。1997年，郭刚堂时年两岁半的儿子郭新振在家门口被人贩子拐走。此后，郭刚堂为寻子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2015年，以郭刚堂寻子为故事原型的电影《失孤》上映，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1年，被拐24年的儿子郭新振终于被公安找到，当年拐卖他的呼、唐二人也随之落网。去年12月27日，本案一审宣判，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呼富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唐立霞无期徒刑。两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3个半小时的开庭审理，二审合议庭宣布择期宣判。
2. 案件曝光
记者暗访“北方最大地下代孕实验室”，起底地下代孕产业链
近日，据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节目报道，记者暗访位于山东青岛的所谓“北方最大地下代孕实验室”，发现有工作人员已在非法代孕行业干了十年，还在山东有两家正规注册的公司，表面以生物科技公司作为掩饰，背地里却将地下代孕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代孕一个孩子75万，想筛选性别就再多加20万。有知情人士向记者举报，有三甲医院青岛妇女儿童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与代孕机构相互勾结，在地下实验室进行取卵、移植等非法手术，按次收费。8月26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化名）举报青岛两公司涉嫌开展非法代孕活动，勾结多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安排代妈持他人身份信息住院生产，而后以5万不等价格，贩卖出生医学证明。当天青岛卫健委针对该事件作出响应，表示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潍坊亦表态将进一步调查相关情况。29日，有媒体发现疑似参与非法行医的两名医生均已被停诊。
阅读报道：蓝鲸新闻、极目新闻、新京报贝壳财经、上游新闻、财新系列报道
3. 政策争鸣
《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婚姻登记取消户口簿是否助长骗婚拐卖？
8月13日，民政部发布《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草案的规定，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都不再需要户口簿，也取消了过去对登记的地域管辖的规定。此外，草案还新增了30天“离婚冷静期” 的相关内容。草案激起了网民巨大反响，许多网友对于条例降低结婚成本却提高了离婚门槛表示愤怒，也有网友表达疑虑，此举是否加大了重婚、骗婚及妇女被拐卖的风险，也增加了给拐卖和收买被拐妇女行为定罪的难度？有法律学者就上述争议展开了讨论，法律学者程科和陈碧分析了过度干预离婚自由背后的“家父主义”，法社会学学者贺欣则基于对中国离婚法庭的研究，指出中国离婚诉讼中的性别不平等，源自法官所处的制度困境。
4. 国际风向
中国远洋海鲜产业链和强迫劳工调查
历时四年，跨越太平洋、南美、西非沿海以及日本海等辽阔海域，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新闻机构“法外海洋项目”（Outlaw Ocean Project），深入调查已称霸全球海域多年的中国远洋渔业和强迫劳工。
报道之一记录了一位18岁的印尼青年被招募为中国渔船上的水手，经历非人生活的折磨，最终因营养不良染病死去。这揭露了中国渔船多年来在全球海域“挂旗”（flagging in）捕捞、过度作业、破坏自然生态、以及奴役劳工的非法行为。调查团队还以卫星技术追踪中国渔船回港，乃至加工渔获，并送往全球海鲜市场的过程，呈现了朝鲜女工遭受性侵、维吾尔族人遭遇强迫劳动的事实。
在“劳动力转移计划”的旗号下，大批新疆维吾尔人被政府转移到沿海一带，进入山东为主的海产品加工厂工作，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污染了全球的海产品供应链。一些被派往工厂的维吾尔人受到严密监视。2021年，美国国会已通过《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但海产品领域内的强迫劳动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新疆劳工相关的海产品大部分进入了美国市场，为美国及欧洲的许多大型超市和餐馆供应产品，还出口到其它36个国家。过去五年中，美国政府从与维吾尔族劳工有关联的进口商处，购买了价值逾两亿美元的海产品，供公立学校、联邦监狱和军事基地使用。但由于海产品在运输的各个阶段可能混杂在一起，很难确定任何一批海产品的最终去向。
为了扩大在全球海洋上的影响力，中国会用金钱收买地方当局来进入受限制的捕鱼水域，采用挂旗的方式，将本国船只注册在另一个国家的名字下，并挂上该国国旗，以获准在该国海域内捕鱼。在阿根廷，中国公司至少操控着62艘悬挂阿根廷国旗的工业化鱿鱼捕捞船，占阿根廷整个鱿鱼船队的大部分。其中许多公司与各种犯罪行为有关，包括在海上倾倒鱼类、关闭应答器、逃税和欺诈。这些船捕获的渔产品，有相当一部分销往全球的海鲜市场。
菲律宾离岸博彩业与华人绑架案
6月20日，中国公民、苏州润迈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国际营销总监夏轲孚，与从事医疗器械代理的美籍华人孙靖，受自称“李娜”的一名当地潜在合作伙伴邀请，从北京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洽谈商务合作，刚出马尼拉机场即被控制，在支付了约合300万元人民币的虚拟货币USDT（泰达币）后，于6月24日被撕票。
马尼拉一度被称为“亚洲绑架之都”。财新等媒体的报道显示，上世纪90年代涉及华人的绑架潮，多针对本地经济地位较高但政治地位一般的华商。2010年起，华人绑架勒索案大都是中国人绑架中国人，多与赌场欠高利贷或者离岸博彩的人口贩运相关。绑架案的主要目标对象是前来应聘的中国人、试图逃跑的网赌园区员工以及黑灰产下游的地下钱庄从业者。近两年也包括游客、在菲工作的华人个体户等。2020年新冠疫情后，网赌电诈园区缺少人员，以高薪招工为诱饵的绑架潮兴起。招工是绑架和人口贩运的主流手段，但以商务合作、投资为话术的绑架也并不少见。
菲律宾成为华人绑架的“避风港”有其“绑架传统”的因素。欠赌场高利贷出现的绑架案中已具备“专业”的打手和关押人质的安全屋等配备，赎金支付转换为虚拟货币等更隐蔽的形式。出入境松懈的管控和腐败的政府也是犯罪温床，司法体系腐败以及司法流程漫长昂贵，多数华人受害者更倾向于支付大额赎金而不是报案。一些在原本国家上了黑名单的外国人支付15万比索 (约合1.87万元人民币) ，即可出入菲律宾，当地移民局官员大量向网络博彩公司售卖工作签证。当地警察也参与绑架案，甚至有警察将此称为“赚钱竞赛”。
7月22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今年底前全面禁止离岸博彩业。有评论认为，这将对打击当地一度猖獗的绑架勒索、人口贩卖、网赌电诈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据菲律宾媒体Rappler报道，6月21日，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下称PAOCC）向司法部提起刑事诉讼，指控班班市长郭华萍（Alice Guo）和其他13人涉嫌涉及当地离岸博彩运营商（Philippine Offshore Gaming Operator，下称POGO）的人口贩运。在她的掩护下，黑产园区里不断上演着绑架、诈骗、非法囚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受害人以中国公民为主，也涵盖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等多国公民。
据《南方人物周刊》的调查，POGO里不仅有酷刑，还有由人口贩卖驱动的卖淫，甚至是性虐待。在2023年10月被突袭的POGO中心Smart Web，PAOCC曾接到了超过200个中国人对Smart Web的举报。女性在这里被强迫提供性服务，一些房间里甚至有性服务菜单。在一个名为“水族馆”的观察室里（有着透明玻璃用以观察、挑选女性的房间），PAOCC还发现了7名被贩卖的女性。
菲律宾媒体Philstar报道称，移民局长诺曼·陈新戈（Norman Tansingco）于8月27日表示，班班市长Alice Guo已被解职，自8月20日以来一直在印尼的雅加达。Alice Guo的妹妹Sheila Guo及同伙Cassandra Li Ong于8月22日被印尼当局拘留，并被遣返回菲律宾。
5. 书影音推介
拐卖题材悬疑小说《失语荆钗》
8月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长篇刑侦悬疑小说《失语荆钗》，作者舒中民从警近30年，小说聚焦于拐卖妇女的重大议题，讲述了以为城市女性、律师何夕在一次警方传讯中，藉由一位被拐妇女身上的荆钗，解开自己被领养的身世之谜，回溯母亲被拐的苦难遭遇，配合警方与拐卖妇女儿童的庞大网络抗争的故事。
读者评论：
@苑苑：在《失语荆钗》的世界中，我们见证了一个个被命运捉弄的灵魂，尤其是那些深陷妇女拐卖泥潭的受害者。她们的苦难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着人性的光辉与尊严。 “命运的风暴可以摧毁花朵，却无法熄灭希望的火焰。” 这句话在小说中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女子。妇女拐卖，这一社会的毒瘤，不仅仅是对个体自由与权利的践踏，更是对整个社会文明的亵渎。它揭示了人性的贪婪与丑恶，也让我们反思社会的监管漏洞与道德的缺失。
社会文化史研究《烟花女子：19世纪法国性苦难与卖淫史》
法国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承袭于年鉴学派，倡导感性史研究，并擅长以叙事手法叙史，进入生动的历史现场。在《烟花女子》中，科尔班以19世纪法国为观察时空，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激发的欲望形式变化入手，把披着“法式制度”和“规制主义”外衣的公娼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探讨了卖淫行业给女性带来的各种苦难，另一方面围绕卖淫所涉各类主体的关系，从情感、亲密关系、婚姻、空间、行为、角色、话语、风尚、结构和制度等角度开展研究，综合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世俗风貌变化，以及卖淫制度存废兴衰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变迁。
跨境拐卖纪录片《缅北高地来的女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来自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外来新娘经人介绍或被诱骗至中国内地，沦为了生育工具。《缅北高地来的女人》中的女主角Larry（拉瑞）出生在缅甸北部，小时候上山砍柴摔断了腿，没钱医治，落下残疾。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跟随姨妈到了中国北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和这个男人过了十几年，生了两个孩子。这期间拉瑞曾离家出走，和一个年轻男性结婚生了一个女孩。炎炎夏日到了，拉瑞回到缅北老家……
影片于9月28日晚在广州前台osf放映，导演王秀岳参与了映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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