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重点精障新闻：心智障碍者的媒介形象局限
在越轨者、依赖者、可怜/可悲者身份之外，想象进步叙事的更多可能。
整理/编写：小葡萄
编辑：米洛
本月重点：心智障碍者的媒介形象局限
8月14日，浙江杭州有网友爆料，一名女乘客在地铁上多次触摸邻座爷叔的隐私部位，口中说着“让我摸一下”“大爷嫁给我好不好”。视频显示，爷叔起身制止后仍遭到肢体上的侵犯，周围一排乘客都离开了座位。该视频在网上发布后迅速引发热议。8月20日，杭州地铁运营公司经过调查，表示涉事女子是一名“智力障碍人员”。
山东大学学者陈仁兴曾在《“他者”的身份：心智障碍者形象的媒体再现》主题分享中指出，大众对心智障碍者的认知非常局限，当大部分人少有机会直接接触心智障碍者，媒体便是塑造公众认知的主要信息来源，也是建构心智障碍者群体形象和身份的关键力量。然而，心智障碍者在媒体报道中多被建构为可怜的、悲剧、幼稚和依赖者等负面形象，而积极正向的形象较少。他们往往被描绘成危险的、不被爱的、受虐待的和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一方。通过分析和检验，陈仁兴将心智障碍者在媒体报道中所建构的身份分为了四类：越轨者身份、依赖者身份、可怜/可悲者身份和自强者身份。
作为有“妨碍公共场所秩序”嫌疑的“麻烦制造者”，在地铁上骚扰爷叔的女子吻合越轨者身份。有意思的是，这起性转版的骚扰事件中，尽管有对该名女乘客的批评谴责之声，但被网友调侃更多的是遭遇骚扰的爷叔，不少女性网友提醒爷叔出门在外也要注意安全。在涉事女子的残障身份被公开后，网友们纷纷对她表示同情。此外，这一事件在杭州残联的介入下，问题重心指向了拍摄视频的人。残联表示拍摄者涉嫌侵犯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将对此事进行调查。
这起事件中，女性不再是多数新闻事件中骚扰的承受者，反而成为“施害者”，涉事女子的表现完全脱离性污名的束缚，网友的宽容、残联的及时介入和积极捍卫残障人士隐私权的姿态，似乎呈现出一种社会进步的可能性，那么，其中存在对残障者的误读吗？
一方面，性别位置的转换削弱了公众的谴责；另一方面，心智障碍者的性表达与性需求常常被忽视，亟待社会关注。在媒体报道中，心智障碍者被建构为“无自主意识的人”，他们通常被视为无性者，这一观念或许消解了涉事女子骚扰行为中“性”的意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心智障碍者没有性的欲望与需要。故事FM曾在《我是心智障碍者，但我也渴望性与爱》中提到，心智障碍者同样有生理发育和性成熟，在所谓的吃饱喝足等日常需求之外，他们同样有性与爱的需求。只是心智障碍者的性常被照护者视为洪水猛兽，遭到忽略和压抑。由于缺乏必要的性教育和性引导，心智障碍者难以界定公共空间和隐私空间、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边界，找不到恰当的方式进行情欲探索。更糟糕的可能是她曾被以类似方式骚扰、或恶意引导，从而形成触摸他人隐私部位的不良习惯。
一系列的社会交往规则制约着每个人的行为，对于心智障碍者来说，学习并接受这个规则同样需要一个过程，尤其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相关支持体系。今天探讨如何实现残障群体的出行无障碍，除了物理意义上提供更多便利和配套措施，更应看到残障群体社会融合支持资源的匮乏。期待残联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介入，能够为这位女士补上缺失的支持。
但我们从官方表态中不禁感到一丝隐忧。由于媒体报道的偏见性预设，问题焦点转向智力障碍人士能否独自乘车。杭州地铁运营公司工作人员在受访时表示，杭州地铁暂时没有相关规定，但下一步将研究如何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心智障碍者有独立出行的自由和权利，他们需要的是具体的不同类型的能力的“补足”。如果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粗暴地理解为“避免心智障碍者对公共秩序的干扰”，从而做出基于身份的盘查或其他准入性、限制性规定，例如哪类人员必须有家人陪同才能出行，势必加剧心智障碍者与“健全者”的隔离，这无疑与残障融合的理念背道而驰，更会加深公众对心智障碍者的误解。
在8月的另外三则新闻中，心智障碍者的媒介形象亦全然吻合陈仁兴分类中的可怜/可悲者身份和依赖者身份。
8月7日，据湖北电视台《帮女郎在行动》报道，武汉一名19岁的心智障碍男孩在求职过程中，被一家美容院欺骗，贷款3万元做了隆胸手术。美容院声称，这样做可以帮助他通过直播赚钱。尽管男孩明确表示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手术费用，也没钱还分期，但美容院还是诱导他可以贷款做手术。男孩的母亲表示，孩子的智力相当于5岁幼儿，曾被诊断患有焦虑障碍、睡眠障碍、抑郁症。经过协商后，目前孩子的隆胸假体已取出，但胸上留了两道长长的伤疤。男孩的母亲表示，将继续维权，要求美容机构退还手术费及对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
另据检察日报8月2日的报道，智力障碍人士冯某被其表弟吴某和同村人许某欺骗，利用其身份办理了购车贷款，从而被牵扯进一起银行贷款纠纷的案件中。冯某因无法还款被银行起诉，还因名下有车被民政部门取消低保资格。在庭审中，冯某的母亲郑阿姨情绪激动，“我的儿子连话都说不清，怎么可能去贷款？”案件被法院发现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线索被移交给当地公安和检察机关。经过调查，吴某和许某承认利用冯某的智力障碍骗取贷款，并以其名义提走并变卖车辆。最终，两人被以盗窃罪提起公诉并判刑。
在这些事件中，心智障碍者是痴傻易骗的对象，他们常被不法分子欺骗、侵权，甚至用来顶罪，成为其他犯罪者的“替罪羊”。谁能帮助他们决策或维权？
在中国现行《民法典》下，要认定成年心智障碍者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如签订手术同意书、贷款合同）无效，需要先由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向其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认定其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经过法院特别程序宣告后，其法定监护人（即法定代理人）才能代为参加诉讼。
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CRPD），更建议中国政府废除所有允许基于残障限制残疾人法律行为能力的规定，并要求代以制定实施一个全国一致的协助决定框架，该框架应尊重残疾人的意愿、偏好和个人选择。
令许多照护者担忧的是，父母很难照顾心智障碍者一辈子，如果自己不在了，谁来照护、帮助孩子，让他们继续顺利、平静、有尊严地生活下去？一位孤独症孩子的母亲田惠萍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借鉴，她在故事FM的一期节目中提到，新修订的《民法典》完善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针对只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根据《民法典》第二十九条，可以通过遗嘱，指定信任的人或组织成为孩子的监护人。此外，2021 年，在众多心智障碍者家属的推动下，国内几家信托机构设立了特殊需要信托，令监护权和财产权分割，以确保遗产都是用在和孩子有关的支出上。
在承办案件的广东恩平市检察院的介入下，冯某顺利解除了与银行的贷款合同，低保金也恢复发放。值得一提的是，为保护像冯某这样的特殊人群的合法权益，广东恩平市检察院积极探索类案监督，从各部门调取数据，比对严重精神障碍者信息、涉金融案件当事人信息与低保金发放人员信息，排查异常线索，建立了特殊困难群体权益保护数字监督模型。
相比而言，另一起案件中的智力障碍人士李四强则没有这么幸运。他的权益被国家司法系统一再侵犯。
2007年，李四强因身上有一张抢劫案在逃人员“刘西文”的身份证，被广东汕头龙湖区法院错当作抢劫案的被告人，入狱服刑。服刑期间，监狱的管教发现李四强并非“刘西文”，法院调查后，裁定李四强冒用“刘西文”身份参与了汕头抢劫案，将判决中的“刘西文”更正为“李四强”，李四强继续在狱中服刑。可笑的是，在2016年李四强服刑完毕返乡后，家人发现，抢劫案案发时间段内，李四强在安徽利辛的村子里，根本不在广东汕头。哥哥李奎星决定为其申诉，然而，九年多的监狱生活拖垮了李四强，在出狱两个月后，李四强因病重不治去世。
之后，李奎星为弟弟申诉多年无果，几次上诉均为法院驳回。直至2022年真凶落网，抢劫团伙的主犯李学成明确表示不认识李四强，同时指出刘西文才是他们抢劫团伙的成员，案件才有了新的进展。今年4月，李四强“抢劫案”由广东潮州湘桥区法院再审改判无罪。8月6日，广东汕头龙湖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李四强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李四强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合计234万余元，并在侵权影响范围内为受害人李四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种种细节透露案件的荒诞。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最早获悉该案线索，引起他质疑的是，他发现李四强的讯问笔录有多处前后矛盾、“经不起推敲”的低级错误。比如，李四强几次回答自己和父母姓名时答案不一，却在自称是刘西文的笔录中，准确回答出刘西文父母的姓名，而他根本不认识刘西文。最终无罪判决书指出，“李四强供述原判认定的六宗抢劫事实不排除指供、诱供可能。”韩福涛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多疑问待解，例如，李四强为什么会被错当刘西文而被抓、法院连续三次都错判，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等等。遗憾的是，李四强已经永远无法开口回答。
陈仁兴认为，虽然有关心智障碍者的报道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但媒体如果在报道时采用更加公正客观的视角，可能会对心智障碍者造成更低的负面影响。我们同样相信，如果媒体人能超越社会公众普遍对心智障碍者的刻板印象，将他们视作常人“将心比心”，倾听他们更为完整的人生故事，一定能发掘他们在上述三类传统形象之外的积极形象。比如，受骗的武汉男孩是努力的求职者，地铁女乘客对婚恋或许有自己的理解……
推动社会环境对心智障碍者有更多包容和理解，需要每个人为之努力。
新闻导览
1. 案件曝光
抑郁症女生训练营中被教官性侵后自杀身亡
江西安远14岁的女孩杜萌（化名）因抑郁症被家人送至安远伍兵特训营，进行封闭式军事训练。然而，在参加训练营后，杜萌情绪异常沉默，并透露遭到训练营负责人王勇的侵害。杜萌的家人选择报警，但悲剧未能阻止，8月5日，杜萌跳楼自杀。事发后，训练营人去楼空。
据南风窗报道，王勇开办的特训基地以改善青少年不良习惯为宣传点，吸引了不少家长。军事训练营的关键词包括“军事体验”“行为培养”“全封闭训练”，这些内容正中部分家长的痛点，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营地让孩子吃苦，培养良好习惯。然而，这些军事训练营的管理和安全保障水平参差不齐。作为季节性产业，很多训练营仅在暑期临时组建，导致人员素质和管理体系可能不达标。
早在2018年，中国科学报一篇文章曾指出寄宿制夏令营可能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当下越来越多低龄的孩子会接触到陌生的不稳定的环境，他们更需要接受如何避免受到性侵犯和自我保护知识的教育，至少学会在任何情况下发出求助技能。同时，对于市场上无父母陪同的、寄宿制夏令营活动，家长务必提高警惕。阅读原文
“精神互害”，一家三口的精神疾病就诊之路
24岁的莫楠（化名）因父母认为他行为异常被强制住院，经历了痛苦的治疗过程。为验证儿子的遭遇，他的母亲张女士自愿住院，结果也被诊断出精神疾病，并无法自主出院。莫楠试图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并劝说父母接受精神科检查，最终发现父母双双被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一家三口在淄博精神病院的经历，反映出当下一些精神病医院对患者治疗的随意、管理的混乱，以及精神卫生法的不健全。阅读原文 媒体评论
河南两女童光着身子在路边玩耍，父亲称家中五个孩子，爱人有精神障碍
近日，一段视频引发网友关注，视频中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栎城乡梁庄村的两名小孩光着身子在街道上玩耍。对此，女童的父亲施先生回应称，他家中有5个孩子，妻子有精神障碍和癫痫，他自己无稳定工作，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元。栎城乡政府表示，该家庭是建档立卡的扶贫户，政府和社会力量经常给予救助。新蔡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进一步了解情况并提供帮扶。阅读原文
2. 社会支持
抑郁休学的孩子除了在家还能去哪
16岁男孩小渺因心理问题休学，他在学校和家庭中感受到深刻的压力和孤立。他在学校经历了老师的严厉惩罚和孤立，导致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他的母亲曾因他反悔上学而砍门，摔碎他拼的积木。小渺四年来未曾回到学校，尽管休学暂时摆脱了学校的压力，但家庭生活并未改善，母亲对他的打压进一步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
转机来自于母亲带他参加了一个名为“周末小屋”的活动，组织方是一家位于杭州的社会企业“绿汀小屋”，为因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或心理困境而休学的青少年提供康复服务。在“绿汀小屋”，小渺感受到了被接纳和理解的温暖氛围，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一个集体所接纳。这个项目帮助小渺和其他孩子通过陪伴和活动，逐渐找回自信和重新融入社会的勇气。小渺的经历也反映出许多家庭在面对孩子心理问题时的困境和探索。
社会、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像绿汀小屋这样的康复机构在帮助青少年重拾信心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阅读原文
上海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推进难，如何打破他们的“茧居”状态？
据统计，目前上海在册严重精神障碍者约12.5万人，还有很多隐性和轻度的精神疾病患者未接受专业治疗，强烈的“病耻感”让他们选择“茧居”。为响应民政部“精康融合行动”，2024年，上海提出要在65%以上的街道（乡镇）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登记康复对象接受规范服务率达45%以上。为此，上海长风街道推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旨在帮助“茧居”状态的精神障碍人士重新融入社会。该项目为他们提供生活技能培训和兴趣培养，然而，由于强烈的“病耻感”，大部分精神障碍人士及其家庭对外界帮助持拒绝态度。尽管项目推进困难，但通过专业人士的介入，社区康复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精障人士学会独立生活技能，为他们的未来生活提供保障。而要让更多“沉默的少数”放下心防，融入社会，社会对精神障碍人士的理解与包容至关重要。阅读原文
3. 科研医疗
研究者：医学模型准确诊断双相情感障碍至少还需50年
医学研究者开发了一种利用多模态MRI技术辅助诊断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的方法，准确率达83%。尽管这一模型表现优于普通临床医生的诊断（75%准确率），但与超级医学专家相比仍有差距。研究者认为，模型训练需要大量数据和时间积累，至少50年内很难达到95-99%的高准确率，无法在短期内替代人类专家的诊断。多模态MRI在未来可能会辅助诊断，但目前主要用于基础科研。研究还指出，双相情感障碍的遗传性高达60-80%，但发病与后天环境也密切相关。阅读原文
4. 国际风向
在阿拉伯世界，心理健康是一个政治问题
全球范围内，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焦虑和抑郁症的比例很高，在阿拉伯世界，这一情况更为严重。平均有29%的阿拉伯人报告有抑郁症，特别是在伊拉克人、突尼斯人和巴勒斯坦人中。
长时间的政治冲突和战争（巴勒斯坦、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导致了广泛的创伤和心理健康问题，经济形势的恶化则加剧了焦虑和抑郁障碍。此外，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令妇女成为男人、社会、宗教和政治经济体系的奴隶，“这严重压在所有人身上”，这种痛苦可能导致自杀行为的频率增加。与此同时，阿拉伯地区的精神药物的消费也在上升，而心理健康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护理不足；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和社会观念使得心理健康问题常常被污名化，难以被公开讨论和解决。针对上述问题，阿拉伯世界独立媒体网络Orient XXI决定专门撰写系列主题文章。
在这篇专题概述文章中，作者提出，心理健康的治疗问题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如Hamza Hamouchene在他的文章《Fanon或压迫和解放的心理学》中所讨论的那样，Fanon对社会变革的承诺与个体心理的解放是齐头并进的。他的“解放心理学”优先考虑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来增强被压迫者的权能，目的是恢复被压迫和殖民主义扰乱和抑制的个人和集体历史。换句话说，在像阿拉伯世界里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精神障碍的护理应将个体临床治疗与更广泛的政策相结合，承认并针对这些个体症状背后的集体社会和政治因素。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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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书摘：《为了这个家，我杀了我自己》——儿少照顾者的重生日记
作者：[日]水谷绿；翻译引进：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时间：2024年7月
简介：主角小唯从孩童起就替父照顾精神不佳的母亲，后来上学、工作，都一直摆脱不掉身上的责任，并因受到长期的压力和无助而造就了某些性格和沟通方式。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在专业帮助和自我觉知下展开治疗，这也是她学会自我保护的开端。她后来再进入社会，工作，也进入婚姻，而成为母亲后，她又重新体验了一番女性作为母亲的苦楚，对自己的妈妈有了更多理解，也更学会了保护自己。端传媒获授权转载（漫画第一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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